2017年的秋天，我踏上了朝鲜这片神秘的土地。
那一年，朝鲜半岛的局势格外紧张。国际制裁层层加码，新闻里充斥着核试验与导弹试射的字眼。出发前，朋友劝我别去，说那里不安全。但好奇战胜了恐惧，我最终还是背着相机，坐上了从丹东开往平壤的国际列车。
来接团的朝鲜导游叫李英淑，二十六七岁的样子，穿着素雅的套装，胸前别着领袖像章，笑起来露出两颗小虎牙。她的中文不算流利，但每个字都咬得很认真：“欢迎中国朋友，我是你们三天的导游。”
那三天里，她带我们走了平壤、开城、妙香山。她讲解时永远字正腔圆，眼神里透着一种近乎虔诚的光。团里几个大叔私下嘀咕：“这姑娘像背课文，少点人情味。”我也曾这样想过，直到第三天晚上——
那件事，彻底改变了我的看法。
深夜，我突然倒下了行程的最后一天，我们住在平壤的西山饭店。半夜两点，我被一阵剧烈的腹痛惊醒，疼得浑身冷汗，蜷在床上动弹不得。同屋的老张吓坏了，跑去敲领队的门。
酒店没有随团医生，前台的值班人员语言不通，急得直比划。领队试着给李英淑打电话，本以为深夜不会有人接——毕竟导游明天还要带团，这个点怕是早关机了。
可电话响了两声，就接通了。
她的声音带着明显的困意，但一听情况，立刻清醒过来：“别动，等我，二十分钟。”
平壤的深夜没有出租车，没有网约车。二十分钟后，她骑着自行车出现在酒店门口，十一月的夜风把她的脸吹得通红。她顾不上喘口气，跑上楼看了看我的情况，果断地说：“得去医院，可能是急性阑尾炎。”
她跑到街上，拦了好久才拦到一辆愿意深夜出车的公务车——在朝鲜，私家车极少，深夜更难找到。她用朝鲜语跟司机说了很久，又是鞠躬又是恳求，司机才终于点了头。
凌晨三点的平壤急诊到了医院，急诊室的灯光昏暗，设备陈旧得让我心里发慌。医生检查后确认是急性肠胃炎引发的痉挛，需要输液。
“可是……”李英淑犹豫了一下，把我拉到一边，低声说，“外国人在这里看病，需要外汇结算，很贵。你能不能……”
我立刻掏出钱包，她却按住了我的手：“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是想说，如果钱不够，我这里有一点。”
她打开随身的小包，里面整整齐齐码着几沓朝元，还有几张面额不大的美元。那是她整个月的工资——后来我才知道，2017年朝鲜导游的月薪折合人民币也就三四百元。
“这些你先用，不够我再想办法。”她说得很平静，好像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。
输液的两个小时里，她就坐在病床边的小凳子上，一步都没有离开。我怕她耽误明天的工作，催她回去休息。她摇摇头：“你们从中国来，就是我们的客人。客人病了，我不能走。”
凌晨五点多，我迷迷糊糊醒来，发现她趴在床边睡着了。姿势很不舒服，眉头却舒展着。窗外天光微亮，照在她年轻的脸上，那一刻，我突然觉得鼻子酸得厉害。
她比我大不了几岁，在平壤这样物资匮乏的城市里，她每月的工资换成人民币只够吃几顿像样的饭。可她却毫不犹豫地要把这些钱借给一个素不相识的外国人。
“如果是我，你也会帮我的”输完液天已经大亮了。她坚持送我们回酒店，临走时又特意交代前台，给我们留了热水和稀饭。
团里的老张悄悄塞给她五百块人民币，说是感谢费。她愣了一下，眼眶突然红了，拼命摆手：“不行不行，这是纪律，我不能收。”
“那你昨晚垫的医药费呢？”
“那些钱本来就是要还的，不是给。”她固执地把钱推回来，声音有点哽咽，“你们中国人帮助我们国家很多。我的爷爷，当年就是志愿军救的。如果今天是我在中国生病了，你们也会帮我的，对不对？”
那一刻，整个团的人都沉默了。
一个五十多岁的东北大哥别过头去，悄悄抹了把眼睛。我攥着那五百块钱，站在原地，说不出一个字。
后来，我再也没有见过她回国后，我通过旅行社辗转给她寄过一个包裹，里面是些巧克力、护肤品和一件羽绒服。包裹有没有送到她手上，我不知道。她留的那个平壤的电话号码，后来再也没有打通过。
2017年那趟朝鲜之行，我拍了很多照片——主体思想塔、万景台、少年宫表演的孩子。但最清晰的一张，存在我心里：凌晨五点的急诊室，一个朝鲜姑娘趴在病床边睡着，睫毛微颤，手里还攥着给我擦汗的毛巾。
这世上有些善意，是不问立场、不计得失的。她帮我，不是因为我是中国人，也不是因为政治宣传，只是因为——一个需要帮助的人，遇到了一个愿意伸手的人。
如果你问我，2017年朝鲜人对中国人的印象是什么？
我会告诉你：在那个物资匮乏、国际封锁、举国艰难的年份里，一个朝鲜姑娘把她仅有的钱塞进我手里，说——
“如果是我，你也会帮我的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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